上回说到教育家张伯苓，其实南开大学校父严修（范孙）更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谈起南开人们只知张伯苓而不知严修，实在是天大的误解，也足见严修办学的纯粹。
严修首先是一个很不错的教育官员，曾任贵州、直隶两省教育行政长官和学部侍郎（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）。任职贵州4年间，出了清朝200多年间的唯一状元；主管直隶学务一年间，规划每府设中学、师范各一所，被认为是地方近代教育的奠基人；主管全国教育工作期间，更是创造了数个第一，包括国家教育宗旨的首次提出与颁布。
严修更是一个旧学的改良者和新学的倡导者。1897年严修上书改革科举制度专设经济特科，选拔经时济变之才，被光绪帝采纳，被认为是戊戌变法之源头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经济特科罢停，严修也受到牵连，故辞官举家返津试办新式教育。从此开启了严修和张伯苓长达近30年亲密无间的合作之旅。
私立南开学校是在严修的主导下开办起来的。张伯苓也曾多次表示：“个人真万幸，在严先生指导下做事；南开真幸运，由严先生发起。”严修改私塾为中学堂，也抛弃了私塾里东家与先生之别，一直把张伯苓看作南开的共同创办者。
1929年严修逝世后被尊为南开校父，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校园内都建有范孙楼和严修塑像。纵观严修创办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整个过程，我以为以下三方面尤为关键，也值得后来的私立学校创办者加以借鉴。
一是学校办学宗旨明确并身体力行。严修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坚信“中国自强之道，端在教育”，必须创办新教育，造就新人才。在南开学校的前身私立敬业中学堂首届毕业式的《毕业训词》里，严修告诫学生：“勿志为达官贵人，而志为爱国志士。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，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。”
严修是爱国为公的身体力行者。任清学部侍郎时，他曾拟定了五项教育宗旨，并以学部名义宣示天下。其中“尚公”和“尚实”是南开学校创办时遵循的教育主张，也是后来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校训的思想源头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严修是从自己的家塾开始自己的教育理想的。试问今天的私立学校举办者，你会让孩子在自己的学校接受教育吗？
二是校务执行者得力并全力支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南开办学成功的最大机遇，是严修请来了张伯苓。正是严修和张伯苓的珠联璧合，锻造了私立南开系列学校的一段传奇。严修虽长张伯苓16岁，却十分支持和敬重张伯苓，全权委托张伯苓操持校务。前文提及的私立中学堂首届毕业式，短短600字的《毕业训词》， “伯苓先生”竟出现了四次。1925年南开大学实行“土货化”时，他力排众议，积极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学科，与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错位发展。
张伯苓也得益于严修的提携与培养。为了办好南开，严修先后两次与张伯苓出国考察。一次是1904年访日，其实两年前严修已访问过一次日本，这次与张伯苓一同前往，主要是让张伯苓实地考察日本的办学经验；另一次是1918年访美，主要是为了筹建南开大学，在美期间公开场合，严修都是让张伯苓代表南开发表演讲。试问今天的私立学校举办者，你敢聘用一个没有名校校长等社会声望、没有院士或特级教师等学术头衔的“素人”当校长吗？
三是办学经费充足并长期稳定。南开建校之初，严修以自己的钱、自家的房子和地、自己的社会关系，保障了学校的早期正常发展。即使在政局动荡、自家经济出现困难时，仍竭尽全力维持南开的运转经费。南开大学建校初期收到的几笔大额捐款，如梁士诒、周自齐、曹汝霖捐助40万元、徐世昌捐助8万元，无不缘于严修的个人名望和社会关系。
南开能够得到如此多的社会捐助，主要得益于严修在天津、直隶的道德名望，以及其举办新教育的理想信念。南开也给捐赠者以相应礼遇，南开大学校园内，至今还有以督军李纯（字秀山）命名的秀山堂、以藏书家卢靖（字木斋）命名的木斋馆等。曾有学生反对南开用军阀的钱来办学，严修以“盗泉之水可以濯足”相答，与张伯苓的“鲜花长在粪水上”如出一辙。无论公立私立，绝大多数学校的办学经费总是难以满足师生的实际需求。试问今天的私立学校举办者，你拿什么来吸引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呢？
从私立学校发展来看，我以为严修对南开的最大贡献，是确立了“私立而非私有”的办学原则。这一原则也得到了张伯苓的认同和追随。或许这更是后来者需要认真学习思考的。
《中国教师报》2024年04月10日第1版
作者：储召生